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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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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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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12 0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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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护旗手(右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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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记忆
本报记者黄梅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花映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有戴上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感到欣慰。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后悔……”
十八岁那年，我被特招当了文艺兵。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训练，终于完成了由普通老百姓转变到军人的光辉历程。阳春三月，我们五名特招文艺兵和二十多名新兵背着背包、戴着大红花，豪情万丈地唱着军歌下到部队，我们一起被分到信阳陆军学院通信连。
新兵·老兵
在部队，等级制度非常严格，早当一天兵都会被尊称班长。新兵则被统称“新兵蛋子”。新兵就像八十年代刚进城的农民，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拘谨。走起路来永远是小跑式的，干什么都怕落下，越想表现好就越容易出错，而老兵走路是不紧不慢的保持每步七十五厘米；说话是轻声的但非常有力度；神态是自然的，但常常漫不经心地一瞥都会令新兵心惊地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老兵的业务水平极高，随便一个军事动作都让新兵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兵让你明白，部队就是这样，无论你在家多么娇惯，无论你父母的官有多大，一切必须从头开始，新兵就是新兵。
新兵最怕的是紧急集合。
刚下连队那会儿，我们通信连经常紧急集合，而且常常是深夜两三点钟。一天夜里，“嘟嘟嘟嘟……”一阵急促而短暂的哨音划破夜空，睡梦中突然有人大叫：“紧急集合！”大家一跃而起，两脚一蹬套上棉裤、披上棉袄，摸黑在地上打背包。黑夜中只听见“哎哟”一声，一团黑影掉下来，原来是一位战友紧张得忘记自己住在上铺，直接跳下来掉在地上。顾不得疼痛，脑子里只有“快、快、快”几个字。没有人讲话，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和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三下两下绑好背包，戴上军帽，背上挎包和水壶，拿起皮带，扛着背包就冲出宿舍，边跑边扣上衣，扎皮带……一分钟之后，50号人已全部静候在营房门口。91年的初春，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前方五公里处发现敌情，接上级命令要我们通信连迅速排查！”在连长的带领下，一队人马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新兵、老兵之分不久就一目了然。半小时后，部分新兵背包散了、鞋带松了，更有甚者，有个新兵穿错衣服，把别人大号的裤子穿在自己身上，只好提着裤子跑，狼狈极了。
女兵·男兵
信阳陆院是一所军级指挥院校，院长和政委都是将军。学院很大，分东区、西区和南区，全院有一万多名学员和士兵(包括教职工)，女兵只有几十名。通信连就在南区一进大门的右边。连队是男女混和连，共50多人，除了外线班和炊事班，其它各班都是清一色的女兵。
通信连设在一幢俄罗斯建筑风格的木式小洋楼里。青砖、拱门，旧式的木地板走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楼高两层，门前是一条小路，对面是一片白桦林。楼的背后是连队的两畦菜地，地里常年种着西红柿、四季豆、上海青、莴笋等。由于90年的兵以山东兵居多，又开垦了一块空地专种大葱。看似简朴的这幢小木楼，是整个学院的心脏，话务班、自动班、载波班、传真班、电报班都在二楼。我们女兵平时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接收军内的电话，收发绝密文件和检查线路等等。这里是学院联系外界的唯一途径。
俗语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连长是湖北人，姓喻，三十出头，一米六八，我们在背后都戏称他“老鱼头”。由于连队女兵较多，基本上全是高干子弟，年龄偏小，又是混合连，管理我们可是有点麻烦。
90年代，港台非常流行一种发型，就是把头发电成一个又一个小卷，美其名曰“爆炸头”，这股风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走到大街上放眼望去，男人们个个头顶着一朵“大菊花”，女人们则把长长的头发电成细波浪，斜披在腰上，很有点野性美。这股潮流也被我们这群爱美的女兵嗅到了，一天刚训练完，潘磊(同年特招兵)把我悄悄拉在角落里商量：“怎么样，队长，我们说什么也得弄个‘大爆炸’回来，我们可是特招兵呢，跟她们不同！”
她扁扁嘴，用眼角瞥了对面一眼。我知道她指的是连队其她女兵，除了文艺兵，部队所有的女兵都只能留短发，这是纪律，在绿色军营里要美只能在头发上做文章了。我心动了，于是相约趁请假外出买东西美滋滋地电了个“大爆炸”回来，为了遮掩像狮子般的发卷，我们把头发编成两个小辫，整日戴着帽子，唯恐被连长发现。谁知第二天东窗事发，被“老鱼头”逮个正着，不仅受到了严厉批评，还被“五点靠墙”(罚站军姿)一个钟，美丽的“爆炸头”只存在了两天就成为永久的历史。
在通信连，男女兵的关系非常好。女兵们常常帮男兵洗衣服、缝被子、织毛衣。男兵们就偷偷帮女兵做一些诸如提水、浇菜、喂猪等等体力活。为了丰富连队文化生活，“老鱼头”带领我们在对面白桦林旁建了一个羽毛球场，用水泥砌了两个乒乓球台，还在树林里砌了七八张小石桌、石凳供战士们看书、休息。隔壁警勤连(全是男兵)特羡慕我们通信连有女兵，经常有一些嘴上没长毛的小男兵斜着头冲着我们这边用那自以为很成熟的声音动情地高唱：“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啊！”临了还不忘拖个长腔。
部队的生活是艰苦而又快乐的。91年的秋天，信阳郊区有一段山路需要架电缆，因为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当地电信部门委托我们通信连来架。天刚朦朦亮，我们二十多个兵挤在大卡车上在颠簸的山路上摇了两个钟头才到达目的地。我们先沿着电线杆把电缆拉好，平时看似一般的电缆没想到拉起来是这么的重！几个高大的男兵和女兵扛着电缆在前面拉，后面一帮兵用手拽着拉，趟小河、过泥塘，翻山越岭，就这样，电缆在我们肩膀上一米一米地向前延伸，大家轮流拉了几个山头后，连长把哨子一吹开始分配任务：男兵负责架线，女兵负责给男兵递电缆钩(一种保护电缆的钩子)。10月的信阳，秋风习习。远远看去，天空是蓝蓝的，山坡是金黄的，每个山头一男一女两个兵，男兵坐着滑车悬在空中架线，女兵站在山坡上边递电缆钩边和男兵聊天，那些寂静的小山因为有了我们而显得特别有生气……五百里的工程二十几天就做完了，我们速度之快、质量之佳令人惊叹。后来听有的兵传话，“老鱼头”曾私下对指导员说：“这就是效率，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通信兵·文艺兵
我们这批文艺兵演出任务很多。91年北大生要在陆院训练一年，经常有中央领导：如李铁映、张万年、迟浩田等来视察。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因此派了位导演教我们排戏。我记得那天风很大，吹得东区法国梧桐树叶飘落满地，一片金黄。团长领来了他，很年轻，留着齐刷刷的平头，有一双很大的淡褐色的眼睛。他姓张名宝社，是位小品演员。那时，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孩都还是一群“新兵蛋子”，纯洁得不染一丝尘儿，整天嘻嘻哈哈的，排戏总进不了角色。他并没有责备我们，而是抽空同我们闲聊，共同探讨，共同创作。
连队有个叫“莎莎”的文艺兵，刚满15岁，是湖北省级体操运动员，喜欢恶作剧。她有一头长到腰际的直发，晚上闲着没事，把头发中分披下来，脸上涂着层厚厚的面膜藏在连队小木楼的拐角处，手拿电筒，看见有人走近就猛然窜出来，伸长舌头，打开电筒对着自己脸部，常常把对方吓得哇哇大叫。有一次竟然把我们的老班长吓得晕过去，一帮人抬着她送医务室，莎莎才知道自己闯祸了。张导听说了这件事觉得很有趣，立刻把这个细节用在作品里。由于对每周一形式上的班务会“深恶痛绝”，我们一起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品《班务会》，也即是后来名噪一时的《今夜星光》，不仅在济南军区拿到一等奖，而且在全军小品、小戏汇演中拿到了一等奖，我们因此立了三等功。这个节目后来成为部队小品的典范经常在中央三台播出，张导从此调入中央台做编导。
回忆是美好的。十几年过去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部队，想起那朝夕相处三年的战友，想起我们同台演出的美好时光。正如我们在舞台上朗诵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们还年轻，我们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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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之外，吉他、书籍便是战士们最好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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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兵也要真枪实弹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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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兵们操起正步，丝毫不比男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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