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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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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选载：实话实说西花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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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4 10: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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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琪等著
袁雪芬说———服务员给我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49年。这年9月，我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住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第二天一早，服务员给我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并说：“这是周副主席特意关照给你的，他听说你在旧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周恩来的关心，使我非常激动。党的领导人在处理繁忙国事的同时，还如此关心一个地方戏演员的健康，这怎么不使人感动呢！几天后，周恩来在接见政协会议代表时，亲切地和我握手，说：“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在上海看过你的《凄凉辽宫月》。”
这番话，使我忆起了往事。1946年5月，我们“雪声剧团”在上海演出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我因此遭到反动派的迫害。9月中旬，周恩来作为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来到上海，听地下党的同志讲起这一情况，十分关切。他不顾特务的盯梢，亲自到青岛路上的明星大戏院，看了我们演出的《凄凉辽宫月》。
看戏后，他把地下党文委的于伶同志约来，说：“应该很好地注意雪声剧团。我晓得有绍兴戏，但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很大。”“在国统区，在没有党领导的情况下，演出《祥林嫂》，很不容易。”他又说：“她们都是穷苦的女孩子，没有生路学唱戏，一到上海唱红了，社会上的恶势力包围她们、腐蚀她们。她们中间少数人有了觉悟，追求进步，你们应该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
参加政协会议期间，我曾几次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家做客，他们朴素的作风，平易近人的态度，循循善诱地做思想工作的方式，使我感到无比亲切。政协会议结束时，我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便把自己的想法对总理讲了。总理鼓励我说：“很好，你过去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要做个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有这要求可以回去向当地组织提出。”这等于给我上了第一次党课。
离开北京前，周总理对我说：“年轻人，给我们写写信吧！有什么想法，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写。我们交个朋友嘛！”我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想请人代写。总理说：“我不是看你的字写得好不好，你自己写的才有真情实感。我知道你们都是苦孩子。”
此后，我经常写信给总理和邓大姐，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我把总理和邓大姐视作尊敬的前辈，心里有话都向他们诉说。他们则以平等的态度对我进行引导。1950年2月，我加入了共青团，便把这消息写信告诉周总理和邓大姐。4月20日，邓大姐给我写来一封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感情，还送了一张她与总理的合影。
那些年里，我总共收到四十几封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来信，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张瑞芳说———“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百忙中周总理为我母亲的墓碑题字
1991年春天，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我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郑教授自台湾来到北京，要为我的母亲扫墓，我陪他去八宝山烈士陵园。
在松柏笼罩的浓荫下，我们伫立在我母亲的墓前。我注视着石碑上端我母亲穿着黑呢列宁装的遗照和白玉石碑的中间横着书写的“廉维同志之墓”六个闪着金光的大字，轻轻对郑教授说：“这墓碑是周总理题写的，他没有署名。”
站在这墓前，我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涌上我心头的许多往事，我在思念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一位是我的母亲。她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起参加抗日战争。她年过半百却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曾被敌人打得右眼失明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老共产党员。1943年周总理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曾和我的母亲长谈过。回到重庆之后他对我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另一位影响我一生的，就是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无不敬仰的周总理。他关心过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我的母亲。他的伟大人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我望着这六个潇洒俊逸的金色大字，许多往事带着永难磨灭的回忆，强烈地激动着我。
我的母亲是1960年7月22日因脑溢血逝世的，终年71岁。当时，我连夜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葬礼，中央商业部为我母亲安排了后事，落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葬礼后的当晚，中南海来了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
周总理责怪我：“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姚依林同志才知道！”
听到周总理的声音我如同见到亲人，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回答：“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
周总理紧接着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
我心头一热，再也忍不住了，赶紧捂住电话筒，不让我的抽泣声传过去……
周总理沉默地等了一会儿说：“你要多加保重啊！”
我“嗯”了一声，勉强说：“谢谢您，总理……”“那好……再见吧！”周总理轻轻放下电话。周总理言简意深的电话，使我们全家感到无比的安慰。大家提议，由我写一封信给周总理，请求周总理为我们的母亲题写墓碑，作为永留的纪念。
不久，周总理通知我的姐夫王拓（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到他的住所———西花厅去。在周总理的书桌上，正摊着好几张“廉维同志之墓”的题词。他让王拓帮着挑选，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并商议是横用好，还是竖用好。周总理对人对事都是这样认真，体现着他一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使人难以忘怀。
（摘自《实话实说西花厅》李琪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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