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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北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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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的诗情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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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26 09: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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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的诗情诤言
———读王晓波文学评论有感
评论
朱海湛
因为广东青年作家王晓波是个诗人，很自然，他的文学评论便以诗说词论为主，对诗歌界的诸多现象和作品会多加关注。
在他的诗论作品中，发表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1日上的“文艺点评”《吹掉泡沫还诗歌以亮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抒发个人独到见解的诗论文章。当下的诗坛，尤其是个别官方诗报刊对所谓的“先锋”诗大加鼓吹，为其推波助澜，使诗的过度散文化、口语化、文字游戏化、舶来品化广为流行，甚嚣尘上，谁还敢来说三道四呀。可是，晓波敢！且说得理直气壮，路见不平“一声吼”。在这篇文章中，他以理而论，通过汉语的字、词组到句子的特有语言表达方式与外文词组成句子的不同，说明“横移”不可“生吞活剥”，中国新诗必须扎根在古典传统诗学的土壤上才能有强的生命力，才能开放出时代更娇艳的花朵。晓波文中所论“诗含蓄简练，最能刺激人的想象”与我曾撰文所提倡的“诗要有汉语裸体原语的纯真美”的观点是相通的，在诗创作上多用原生态的名词、动词等实词，少用感情外露，过多修饰的形容词、副词等。我在读北京大学本科中文课程时写了一篇毕业论文，就曾论及中国古典诗词的名词与动词的艺术运用，建议新诗作者继承我国古典传统美学，多写些像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具有语言纯真美的作品，如同晓波所言：新诗创作要“吹掉泡沫，还诗歌以亮丽”。
而在载于文学名刊《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7期的诗学评论《不敢苟同的错误诗学》一文中，王晓波与大名鼎鼎的诗评家孙绍振进行了一场新诗是非的论争。读了这篇诗论，给我的感觉是诗坛论争是平等的，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与诗界名人较劲，后来者的王晓波撰文应对，既钦佩他敢于与“大人物”论争的勇气，又看出他对诗坛现象持独立思考态度的个性。我想，诗坛上多一些像晓波这样的“勇士”，诗坛就不会过于清冷，正本清源就有更大的空间，就会在横评纵议中前进，推动着新诗的发展。
《浪漫诗旅》（载《南方日报》2004年10月31日）吸引住我的眼球，是因为晓波又对诗创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篇诗评论，主要是评价诗人和学者丘树宏的为诗为文，但却引起我的共鸣。诗歌创作，不论古典还是新诗，自古至今大部份优秀之作都是与旅游有关，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等，可以说，诗史也是一部浪漫诗旅史。李白的《望天门山》等长江系列咏物壮怀诗如此，杜甫的“三吏”、“三别”如此，岑参、高适、王昌龄的边塞诗也如此。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旅途中写就，是在万水千山之中发现和挖掘出来。至今，我国乃至世界上的名篇诗作，大多也与旅游相关。俄罗斯的普希金的诗写透了欧洲风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不也是他旅英生活中盛放的一朵艳美的浪花吗？所以，就有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哲言。王晓波撰文指出：旅行诗歌，是诗人献给社会的一种艺术财富。它既是抒发情怀写给自己的，更是写给人们欣赏的，是为永久时代而存在的，不是为短暂时代而存在的一种精神财富。可以说，旅行诗，是诗史上亮丽的风景：寄情于山水，又是人生的感悟，生命的洗礼，艺术的流动。
晓波的诗论部分，还应该包括晓波笔下所论及的诗人的人与文。他发表在《人民日报》2000年8月12日的《无冕中书令》一文，写的是行为规矩、公正，被某些“识时务者”称之为行为“憨居”的广州诗评家杨光治。他爱诗如命，坚守自己的为诗为人操守，令读者读后无不产生敬佩之情，正如流沙河所赠对联对杨光治的评价“养浩然气/读痛快诗”。《沉重的翅翼》（载《深圳特区报》2001年4月25日）写了来自福建的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新诗潮积极推动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于诗坛上的二三事。借深读谢冕的《浪漫星云：“中国当代诗歌札记”》，晓波论及谢先生为诗的人品和对当代新诗支持的贡献，也谈及谢先生为新诗发展所承受的心灵负重以及对他的影响。晓波由读书而进读诗评家，从中读出我国新诗潮历史潮浪的几多滋味来：“中国是诗歌大国，几千年来诗歌文化在我国长盛不衰，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有无数百折不挠的优秀诗人的缘故，而且更有许多像谢冕先生那样不畏强权的诗歌文化的播音人。”此谓肺腑之言，我也有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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