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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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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文化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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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25 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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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常维
被誉为“‘文化散文’大师”的余秋雨，终以《借我一生》而落幕。他最初的散文集子叫《文化苦旅》，写的大都是趁讲学之便，去各地作文化古迹考察，以及考察中发生的种种感慨，并率先打出“大文化散文”旗号。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小的、都是没有文化的，独有这一家是大的、有文化的，似乎中国散文从此“掀开了新一页”，于是，《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借我一生》接踵而来，霎时间中国形成了一股“文化散文”热，作品在销售排行榜上独占鳌头，作家也被塑造成今日之中国“谁人不识君”的文化明星。这是一种扭曲的文化现象。
其实，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过去这类散文另有个名字，叫学者散文。比如文革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一边写自己的游踪，一边对眼前所见到的古迹作深刻的考察或考证。只能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偏重文化意义上的考察与阐述，加上作者漫天想象，放胆推测，像写小说一样绘声绘色地编造一些莫须有的情节，像写大批判文章一样义愤填膺发出很有感染力的感慨，每篇文章都像艺术的创造，挥洒自如，栩栩如生，不像老一辈学者离不开史料，一时博得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年轻读者的兴趣。
“文化散文”的兴起还有一个特定的历史大背景。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文化被定义为阶级斗争工具和宣传工具。后来人们发现文化与政治直接挂钩要冒太大的风险，而且政治又常常捉摸不定，鉴于历史的教训，文化人走“越来越文化”的道路。历史常常会出现“矫枉过正”现象，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于是从历史故纸堆里“挖掘”文化成为文人生存的一种智慧，“文化散文”就应运而生。再说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不再搞阶级斗争，那种所谓的纯文化的散文便找到极佳的生存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多的文人走的就是远离政治、现实的路子，此与文学直面人生、感应时代之声的那种特质相背离，然而正是这批文人走红。只消看看像钱钟书那样不涉人间是非的文化研究，一再被捧得天高，其本人也被封为“文化昆仑”；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越是超越时代、社会，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作品越是有了“永恒性”，老先生也拥有“大师”的头衔，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那么，“文化散文”的风靡一时就不足为奇了。
把文化仅仅定义为“工具论”，实践证明并不可取，但文化的多义性与丰富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要求篇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不等于说我们的文化就此可以远离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者说离得越远越好，还越有价值哩。散文当然可以有种种形式，但无论托物言志还是借景抒情，一定要反映时代，表现生活，接触社会实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滋养人的精神，提高人的素质。诚然，也可以有“文化散文”，如作家李存葆近年写的《祖槐》、《沂蒙匪事》、《大河遗梦》、《鲸殇》等一批历史文化散文，叙述与议论，引经据典，查有渊源，绝无妄言与虚玄之语，读来令人感到自出机抒、美不胜收，实乃难得的大美之珍，影响远播，佳评如潮。散文家需要责任、使命、良知，而拒绝投机取巧、工于算计。如果文人们都那么“智慧”，那么谁来写“文以载道”、铁肩担道义的文章呢？“文化苦旅”绝不是把文化“太当一回事”，而是把它当成“玩物”，“青灯黄卷夜读书”，“点滴体会汇成河”，爱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以致给文学创作“玩”出了许多负面影响，有些青年作者把它当成主流文化仿而效之，这就不仅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越来越“疲软”、越来越与人民群众“疏离”，甚至有可能使文学落伍时代，脱离人民。长此以往成为一个时代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
“文化散文”的口号很时尚，也很有些标榜。至少是标榜“清高”、“自主”，也标榜自己是真正回归到了文学本体。但是一个本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文体，终因时间一长就陷入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我们庆幸“文化散文”的终结，盼望更多植根于时代，为人民创作、为时代立言的新散文作品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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